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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著名的病毒學家、公司董事長毛江森院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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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江森,研究員,博士生導師,普康公司董事長,我國著名的病毒學家,中國科學院院士(1991),浙江省醫學科學院名譽院長,病毒病研究所所長,美國病毒學會會員,美國化學學會會員。曾獲浙江省勞動模范,全國先進工作者,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,衛生部優秀留學歸國人員,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、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。
    50余年來,毛院士一直在科研單位工作,從事著醫學病毒學及人類病毒病的研究工作,一個主要目標是研究從根本上防治病毒病的對策。他在脊髓灰質炎疫苗、麻疹疫苗、乙型腦炎病毒、抗流感藥物等研究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,尤其是對甲肝減毒活疫苗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。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我國的病毒學研究,取得巨大的成績,但他仍謙遜地說:“如果說有些微成績,對有些病毒病的控制盡了綿薄之力,這是由于平生尚勤勉。勤于求知,勤于從別人創造的知識中吸取營養;勤于思考,在一段時間內只思索一個問題,使之深入再深入,從而創造出自己的認識,這叫做“溫故而知新”。事實上,想過的比做過的更多一些。喜歡在科學領域內幻想,可能是許多科研人員的習慣?;孟牖岵で?,激情是科研的動力之一。  

    由于毛院士五十多年來對中國醫學病毒學方面,尤其是對甲肝病毒及其疫苗的研究所作出的貢獻,2007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科學進步獎重大貢獻獎。隨后,他將省人民政府頒發給他個人的50萬元獎金如數捐給了他的母校——杭州高級中學,并設立了“毛江森院士獎教基金”,專門用于獎勵為本校作出卓越貢獻的教師,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!


消滅甲肝 澤被蒼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病毒學家毛江森院士訪談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毛江森簡介

   病毒學家,1934115出生,浙江江山人。1956年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醫學系。浙江省醫學科學院研究員、院長。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(學部委員)。

    50年代末從事脊髓灰質炎病毒、疫苗和細胞培養技術的研究,為發展脊髓灰質炎活疫苗做出貢獻。60年代,研究了D20對病毒增殖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,提出了D20對病毒作用的可能機制,增加病毒熱穩定性和減少干擾素的產生。建立和系統研究了乙型腦炎病毒——雞胚細胞干擾素產生系統。70年代末分離出甲型肝炎病毒(HAV),發現紅面猴和恒河猴對HAV有感染與免疫反應,證明甲肝有隱性感染,發現HAV在組織培養細胞內質網中增殖,培養出甲肝減毒活疫苗毒種(H2減毒株),制成安全有效的活疫苗,為控制甲肝流行取得重大突破。

  

因為道德的激情讓毛江森悲天憫人,所以他干了一些有風險的事情。他記得小時候得麻疹,母親每天來看他,在他床邊說的幾句話他一輩子都難忘。毛江森母親說道:“維書啊,你怎么還起不了床呢,病我幫你生吧,你快好起來吧。”他當時躺在床上眼睛睜不開,只聽到母親的眼淚“啪嗒”落在竹席上的響聲。母愛使毛江森一輩子難忘,他又把這個愛傳遞給病人,甘冒一些風險。

 

體弱多病,立下從醫宏愿

    毛江森又名維書。他出生在浙江省江山縣的一個毛姓聚居的小山村。父母都是農民,毛江森出生時父母根據家族的命名規則,為他取名毛維書,是維字輩。毛江森小時候常常生病,別人麻疹十天半月就可痊愈,但他要四十天才能好,他父母為此非常操心。30年代,農村沒有醫生,只有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說毛江森命里缺木,要改名,所以就將毛維書改為毛樟森,有四個木。但光名字有四個木還不夠,還要拜村口的大樟樹做干爹,才能保證平安。上學以后,毛江森嫌名字筆畫太多,就自己做主改了毛江森,一直用到現在。上世紀90年代,他在老家建了一個希望小學,村里用維書做校名,維書這個名字又被用上了。改名是件小事,但自幼的體弱多病對毛江森的影響很深,其中包括擇業。

    毛江森高小的時候身體很弱,體育不及格,按規定是要留級的。父母急得四處求人,好在校長善心,考慮到這孩子除了體育不及格,其他功課都是全班最好的,便網開一面,準予升級。毛江森后來考入全國聞名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。高中還沒畢業,老師就建議他以同等學歷考大學。父母叮囑說:“你從小體弱多病,把你帶大實屬不易,你還是念醫吧。”毛江森在高中時最喜歡物理和數學,對生物不是很重視,而且從未見過白大褂,從未吃過一片西藥,但考慮到弟弟尚幼,姐姐長期生病,生存不易,便報考了國立上海醫學院,即后來的上海醫科大學。讀了六年的醫科,毛江森明白了一個道理:醫學是一條奉獻之路。這和上醫老師們的言傳身教有關。他們對病人的愛護無微不至。雖然沒有選擇鐘愛的數學和物理,但毛江森認為,數理基礎的訓練并不一定為了擇業,而是訓練腦子,訓練邏輯能力和思維速度,即使以后不從事相關工作,也是得益匪淺的,人生需要這樣一個基礎。現在學醫的孩子們多半對數學沒有興趣,他擔心這對培養將來的醫學科學家是不利的。

      
走上科研道路

    雖然毛江森學醫的初衷是為了行醫,但當時中國醫學科學院成立了,需要一批學生。畢業后他就被分配到了醫學科學院的病毒學系從事研究工作。1960年,在中國病毒學的奠基人黃禎祥教授(1980年學部委員)的領導下,他開始研究干擾素,目的是想找到一種類似抗菌素的東西治療病毒。這個論題開始得很早,目標也很吸引人,小組研究了3年,建立了干擾素的產生和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,并找到了如何得到最高濃度的干擾素用于治療的方法。這3年有6篇論文發表在《中國科學微生物學報》上。但毛江森及其同事們后來認為,這個用于治療是不可能,不是質的問題,而是量的問題。在體外用病毒和細胞的系統并不可能獲得高濃度的干擾素的。因此他們產生了一個想法,想用生物工程的辦法解決干擾素的生產問題。

    當時,新中國剛剛合成了胰島素,這一成果鼓舞了毛江森他們,于是想到走生化工程的路子。毛江森在協和進修生化的時候,導師是李仕諤教授,他是從英國回來的著名酶學專家。當時有個美籍華人牛滿江教授,在PNAS雜志上發表了好幾篇論文,聲稱他分離出的mRNA可以在體外誘導多種生化大分子,甚至是很多酶的合成,轟動了全世界。毛江森也設計了一個系統來研究看看能不能分離出誘導性的mRNA,能不能誘導出酶。結果多次研究證明,牛滿江的成果不成立。美國也有個實驗室做了這項工作,現在看來,當時的技術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出來。他們也認為牛滿江的工作不可靠。但當時相當多的人迫于牛滿江的威望而人云亦云。

   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“科研不端”問題。當時這項研究在理論上是可行的,不過很多年以后才可能實現,比如現在就可以通過轉基因手段來做了。當時,毛江森作為一個年輕的科學家,感覺到誠實很重要。

    毛江森家就住在協和圖書館旁邊。即使是困難時期,協和圖書館里也有很多外文書籍和雜志。毛江森就一頭扎進了圖書館,每天晚上看到圖書館關門才離開。這給了他一個機會,發現了一篇文章。美國有學者報道,用Rous Sarcoma病毒感染嚙齒類動物后的細胞產物里能分離出病毒特異的DNA。但Rous Sarcoma病毒是RNA病毒,怎么會有DNA?他對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:很多RNA病毒合成蛋白質后就完成任務了,那病毒的DNA是從哪里來的?李教授認為這是病毒前體,但毛江森從更高的遺傳學信息傳遞層面來考慮。當時中心法則非常權威,信息儲存在DNA里面,DNA會把信息轉錄給RNA, RNA再轉譯合成蛋白質,沒有任何人懷疑這個中心法則。但是Rous Sarcoma病毒在感染后分離出了DNA,這就讓毛江森產生了一個想法:莫非RNA能把信息交給DNA?這就是逆轉錄了。令人惋惜的是,當時文革隨即開始,科學家們自身難保,科學思想的火花自然難以顧及了。
      
“道德的激情能使人無所畏懼,但是科學的方法是解決問題的鑰匙。”

    1962年起,經中國醫學科學院批準,毛江森被黃禎祥教授招為助手。文革開始了,導師黃禎祥教授被關牛棚,而毛江森是所謂修正主義科研路線的執行者,這棵苗子自然也被認為非連根拔掉不可,研究工作便被停止了。

    毛江森工作后被下放過兩次。一次是1958年下放到北京市昌平縣一個自然村,任務是種菜,一次是1970年全家下放去西北接受再教育,每次他都盡力做點有益于老百姓的事。

    在昌平縣,有天夜里老鄉來找毛江森給孩子看病。毛江森說既沒有聽診器,也沒有藥箱,怎么看病啊。那老鄉說,人快要死了你趕緊去,好歹試試看。毛江森過去一看,孩子窒息得臉都發青了,喉嚨里堵塞了很濃很濃的痰。毛江森硬是用嘴巴把痰吸出來。吸出來以后孩子大叫一聲,就好了。老鄉跪下來感謝他救了孩子的命。后來這件事傳開了,整個中央機關衛生部領導都知道了,后來就給了毛江森一個勞動模范的稱號,他還到中南海接受周總理的接見,和朱德、郭沫若等一起合影。

    1974年在西北下放時,隴西縣死了很多乳兒,他們認為是病毒性出血熱。毛江森調查發現不是出血熱,他不清楚是什么病,但跟吃發綠的玉米有很大的相關性。那個地方沒有糧食,只有返銷糧。和軍代表匯報的時候毛江森思想斗爭了很久,因為他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,并且他只是猜測,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若明哲保身,毛江森只要寫上不是出血熱,讓他們另派專家即可。但后來他還是和軍代表講了,認為是供銷糧有問題。毒素分子量很小,可以通過乳腺進入娃娃體內,娃娃的凝血機制不夠健全。他建議停止吃供銷糧兩個星期。剛停止了一個星期,流行病情況就好了。

    毛江森回去時,大家都說他膽子真大,如果判斷錯了,就是現行反革命,要關起來的啊。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怕得要命,沒人敢擔這個責任,而且就算解決了這個問題,對個人也沒有好處。但當時毛江森干了。后來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過兩句話:“道德的激情能使人無所畏懼,但是科學的方法是解決問題的鑰匙。”這兩者缺一不可。后來了解到這批玉米是東北運來的,路上用了十天十夜,遮蓋不好,日曬雨淋,長綠霉了。蘭州大學把這綠霉拿去研究。發現這種毒素能破壞血凝,才證明毛江森是對的。因為道德的激情讓毛江森悲天憫人,所以他干了一些有風險的事情。他記得小時候得麻疹,母親每天來看他,在他床邊說的幾句話他一輩子都難忘。毛江森母親說道:“維書啊,你怎么還起不了床呢,病我幫你生吧,你快好起來吧。”他當時躺在床上眼睛睜不開,只聽到母親的眼淚“啪嗒”落在竹席上的響聲。母愛使毛江森一輩子難忘,他又把這個愛傳遞給病人,甘冒一些風險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
           
 甲肝疫苗研究之路

    1978年,毛江森由西北調到杭州,面對著要做什么的問題。有人勸他做腫瘤病毒,認為這是高水平的研究,有人勸他做干擾素,因為他輕車熟路,他是中國最早做干擾素,時間最長,發表論文最多的。但毛江森希望了解一下浙江的農民,哪種病對他們危害最大。他花了半年時間,在杭紹寧等地調查,結果發現水鄉地區的百姓深受甲肝之苦。這種病發病率高,是第一傳染病,病期長達2個多月,他曾親自探視過一家五口全部都得了黃疸肝炎,一個自然村42%受甲肝病毒感染。毛江森被震驚了,這就是為什么他開始研究當時未被人重視的甲肝的原因。

    1988年,上海甲肝大爆發,32萬人發病,人心惶惶。毛江森決定要發展甲肝活疫苗。歷時12年,他成功了。疫苗的大規模使用和衛生的改善使甲肝的發病率由200/10萬下降至10/10萬~20/10萬,與發達國家持平,基本上解決了甲肝對百姓的危害。現在大家都說:“老毛啊,你當時搞甲肝真有眼光啊。”毛江森回答道:“不是我有眼光,是當時的現實驚醒了我。”

    毛江森研究的是減毒活疫苗,打一針可以得到持久甚至是終身的免疫,不需要反復注射。中國24年的經驗證明,活疫苗最適合中國國情。毛江森對這類疫苗形容道:“有時候你看它的抗體反應不一定很高,但是它的免疫是全面而持久的。?;ぢ士梢源锏?span lang="EN-US">99%以上。但它的研究是比較困難的,首先要拿到比較好的毒株,然后研究毒株的穩定性,接下來要把原來的毒減掉,還要進行疫苗制造工藝的研究,怎么放大,?;ぜ戀難≡竦鵲?。”


采訪問答節選

    記者:SARS流行期間,您預見性地提出SARS病原可能來自野生動物,并提出SARS的生態性預防與控制的理念,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?

    毛:2003年初SARS在我國出現,傳染性和病死率很高,病原一時半會還不清楚,情況危急。我作為領域內的工作者有責任分憂。當時有人說病原是衣原體,有人說是生物戰,也有人懷疑出現了新病毒。

    我對疾病性質、臨床過程、流行特征進行了了解,又對30年來的新病毒病進行了回顧,復習了文獻資料之后,提出SARS很可能是來自野生動物的病毒。

    這只是一個科學上的初步判斷,后來證明是對的。初步判斷雖然不是證明,但也是重要的,它可以指出一個努力的方向,減少恐慌。我第一次是在兩名新華社記者來訪時提出的,報道寫出來后很多人把寵物都丟棄了。

    科學上的判斷不是拍腦袋的產物,它要求占有盡可能多的現有和過去的資料;它要求提出的判斷符合邏輯,能解釋全部表象;它要求溫故知新。這需要激情、需要知識、需要敏感性。

    至于SARS疫苗,發展常規疫苗有一定的風險,我有個判斷,人類不是SARS病毒的儲存宿主,因此提出了生態性預防的理念。后來一些南方省份采取法律手段嚴禁捕殺果子貍。但是,對于像SARS這樣的高傳染性、高致死率的病毒永遠要保持警惕。

    記者:您曾經到美國NIH做過訪問學者,您認為我國目前的科研環境如何,與國際相比應怎樣改進?

    毛:1983年我受邀去美國訪問,去了杜克等大學醫學院,然后1984年作為訪問科學家在NIH工作了近一年。哈佛大學兒童醫院和FDA也請我介紹了中國對甲肝病毒和疫苗的研究情況,他們很感興趣。疾病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,特別是傳染病,無國界,交流有益,但要解決問題,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。

    關于我們國家的科研環境,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政府最重視科技的時代,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時代??萍擠⒄溝暮誦奈侍饈譴蔥氯瞬諾某沙さ纜?。我國和發達國家一樣都建有學位體系,政府是求賢若渴的。但我國更顯得求才心切一些,有一套各級政府牽動的以數字命名的人才計劃,這些計劃有兩個特點,一是早早定苗,二是吃點小灶,而在發達國家卻只有人才自身的個人奮斗和自由競爭。我們這種特色的人才培養計劃已執行多年,是時候進行一些討論和評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摘自《康復•生命新知》2012年12月號(作者:程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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